李修远把椅子往后拉开半尺，坐正，两手搁在膝上。
「笔试第五，是因为前三张卷子比我答得好；能坐在这儿，是因为第一名资格审查没过，第二名放弃了。」他腰背笔直，「但坐在这儿只有一个理由——这个岗位缺的是能干活的人，不是排名。请各位领导往下考。」
静了两秒。最左边靠着椅背的那位考官，背离开了椅背。
主考官翻过评分表：「第一题，基层的事又小又碎，年轻人待不住，你怎么看？」
李修远几乎没有停顿。
「我妈在县城开了十九年面馆。一碗面，葱花要现切，辣油要现泼，客人喊一声加蛋，就得立刻应。她一天记四十来张单子，没记错过一张，也没说过一个烦字。」
他抬起眼：「基层的碎，碎的不是事，是耐心。群众端着来找政府的，可能就是一碗面那么大点的事——办不了，他记三年；办好了，他念十年。」
最右边一直转笔的女考官，停了手。
「第二题，镇里要组织一次汛前排查，你怎么安排？」
他答得快，也答得细：先摸水库、危房、独居老人三张底册，再划片包干，村干包组、党员包户；排查不是发个通知问一圈，是穿着雨鞋进屋看房梁；撤离路线得自己先走一遍，明白卡上写清包户干部的电话，不能让群众反过来找政府。
「数字要真，责任要到人。最后一公里靠脚，不靠电话。」
有人清了清嗓子。那不像咳嗽，像坐直了身子。
「最后一题。」主考官合上本子，第一次抬眼直视他，「以青春之名，说一段话。不许背材料。」
李修远沉默了三秒。头顶空调嗡嗡地响。他想起上一世乡政府那间会议室里，自己被一口一口敬到桌子底下的夜晚；想起三天前路边那辆没有熄火的奥迪；想起母亲从后厨出来时，在围裙上蹭手的样子。
「我二十四岁。」他说，「大道理我不敢讲。我只知道一件朴素的：一个人要是把最好的十年押在一处地方，那儿就该长出点东西来。青春不是喊出来的，是熬出来的——熬得住碎事，熬得住没人看见，熬到某天回头，能把一条路认出来，是自己一步一步踩出来的。」
「我愿意从最碎的活儿起手，把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，做成群众记得住的事。这就是我理解的，以青春之名。」
最后一句落地，屋里静了半拍。主考官嘴角动了一下，红笔在评分表上重重一画，画出一道又粗又长的线。右侧那位女考官的手抬到一半，又慢慢放下——那姿势，像是要拍下去。
「请考生离场，等候亮分。」
李修远起身，鞠躬，退到门口。手刚要碰到门把，记分员的声音从背后追上来：「三十五号——95.5分、96分、97.5分、98分。去掉一个最高分、一个最低分，平均，97.0分。」
门把被他攥出一声轻响。
走廊比考场亮得多。他走出去七八步，才发现自己小腿在抖，从膝盖往下，抖得像刚跑完一千米。他扶着墙站住，长长吐出一口气。
拐角处站着一个人，手里捏着号码牌，36。
那人正对着门缝张望，听见动静一回头，目光先落到李修远脸上，又往下挪，落在那两条还没稳住的腿上。他脸上那点血色，唰地褪了一层。
「三十五号？」对方声音发飘，「里……里面报的多少？」
李修远没有回答。他盯着那张脸——年轻，干净，眉骨很高，眼下一颗小痣。
那颗痣像一根细针，从记忆最深处扎上来。
多年以后，在乡里那场欢迎宴上，被人一杯一杯敬到桌子底下的那个夜晚，坐在主位上笑得温和的那位乡党委副书记，眼皮底下，就是这一颗痣。
而那个人，前世，正是笔试第六。